時政熱點:弗格森騷亂暴露“美國的問題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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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恒

怒火不可能無休止地燃燒，因為暴力無法解決問題，不論對抗議者還是對治理者而言，尋求答案，更重要的，恐怕還在于冷靜之后的思索和行動。

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縣大陪審團25日的一紙裁決，終于讓美國國內(nèi)非洲裔民眾醞釀已舊的情緒爆發(fā)，蔓延成一場讓全世界目瞪口呆的全國性騷亂。

針對騷亂，美國總統(tǒng)奧巴馬稱，此案暴露了“美國的問題”。那么這種問題到底是什么呢?律師出身的奧巴馬將其歸咎為法律“沒有統(tǒng)一和公平地”施行于少數(shù)族裔;《時代》周刊9月發(fā)表的文章則認為，弗格森事件凸顯的是美國貧富階層間的“戰(zhàn)爭”，與種族無關(guān)。

上述說法各自有理，卻也衍生出更多疑問：就整體而言，到底是制度化種族主義的必然還是一次街頭對峙的偶然?就個案而言，公眾僅僅由陪審團中黑白膚色人數(shù)多寡來確定其公正性是否是另一種不公正?就執(zhí)行層而言，如果司法系統(tǒng)對所謂弱勢群體特意傾斜，是否會導致逆向種族歧視，甚至穿著藍色制服的警察本身會成為另一個岌岌可危的少數(shù)群體?

再沿著這兒把問題辯論開來，整個社會注定會大規(guī)模分裂，乃至《時代》周刊說，弗格森事件，不論顯現(xiàn)的是種族、貧困還是控槍問題，由法律引發(fā)爭議，恰恰是美國1%統(tǒng)治99%的終極手段。

所以，弗格森所暴露的“美國的問題”，并不僅僅是一個裁決是否公正，一部法律是否有種族歧視嫌疑，甚至也不是一套體制是否真的民主，而是一種思維方式。法治是國家治理的手段，一種更好和更民主治理的實現(xiàn)，它不應糾纏于弗格森事件并開出思路各異的藥方，而是要讓依法治國之“法”能夠能有效地與“治”相匹配。從艾森豪威爾時代到肯尼迪和約翰遜時代，美國民權(quán)和種族平等發(fā)展之路，其實也就是這樣一條不斷修正治理之法的道路，現(xiàn)在又到了改變的時候。

弗格森所暴露的“美國的問題”，從面上說，是沒有實現(xiàn)與現(xiàn)實治理相匹配的法治;從更深層說，則是沒有意識到，美國并不是一個能夠在治國理政規(guī)律中例外的國度，是沒有意識到美國現(xiàn)有民主體制也存在不可回避的弊端。這道理對置身弗格森之外的旁觀者也是一樣，每個國家都會有自己的治理問題，如果將美國的法治體系視為不可動搖和改變的唯一范本，全世界通用，那么早晚也會患上一樣的病，無藥可醫(yī)，很可能死得更快。

信奉多元主義的俄羅斯哲學家赫爾岑19世紀時便提出過一個當今西化人士極少想到的問題：“一個一直按自身道路發(fā)展、國情與西歐國家迥異、有著不同生活方式的國家為什么要去走老路，而且明知那條路會引向何方?”從這個意義來說，怒火不可能無休止地燃燒，因為暴力無法解決問題，不論對抗議者還是對治理者而言，尋求答案，更重要的，恐怕還在于冷靜之后的思索和行動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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